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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什么危害,才能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%以上

2020年3月19日 - 企业文化

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什么危害,才能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%以上。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党组书记、主任于德志表示,安徽省在提高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三重现有保障待遇水平基础上,实行“351”兜底保障和“180”补充医保。贫困人口在县域内、市级、省级医疗机构就诊,个人年度累计自付费用分别不超过3000元、5000元和1万元,剩余合规医药费用全部由政府兜底;贫困慢性病患者1个年度内门诊医药费用,经基本医保等补偿后,剩余合规费用由补充医保再报销80%。通过“三保障”,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显著提高;通过“一兜底”,贫困人口年度自付医药费用有了封顶线和明确预期,大病有了兜底保障、住院报销90%以上;通过“一补充”,贫困人口慢性病门诊报销可达95%左右。

“教育是关系人成长的事业,强调的核心价值是正直。教育审批腐败最大的危害,就是颠覆了教育的价值。”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,这些腐败行为影响到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,还会产生一系列连环负面效应,影响师生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

刘魁说,兜底保障能够取得良好效果,关键是要在充分发挥基本医疗保障主体作用的基础上,安排专项资金、依托现有的医保制度,或者是以专项补充保险的形式,精准地为农村贫困人口再设立一道保障线。有了这道兜底保障线,才能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%以上,才能做到超出限额部分由医疗兜底保障政策予以兜底。

多一个招生指标就能多招一个学生,就意味着一笔学费等收入。在高等教育资源仍相对稀缺的背景下,不少社会资本“把学校当企业、把教育当生意”,为升本科、多招生大肆行贿。

国家卫计委财务司副司长刘魁表示,国家卫计委动员80多万基层卫生计生工作人员,对全国农村因病致贫、返贫的家庭开展了逐户、逐人、逐病的调查核实,重点核查发病率高、费用高,影响生活生产能力的93个病种,全面摸清了农村贫困人口患病的情况,确认在全国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中,有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家庭553万户,共涉及734万人。在此基础上,及时组织对大病和慢性病贫困患者进行分类救治。能够一次性治愈的,集中力量进行治疗;需要住院维持治疗的,由就近具备能力的医疗机构实施治疗;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的,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上级医疗机构的指导下实施治疗和康复管理。

记者调研了解到,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落马的几名官员,都来自手握审批权的“实权部门”。如杨德林和袁文曾先后任领导的计划财务处,就负责拟订全省省属高校、中专的招生计划,指导高中制定招生计划,以及学校设置、撤销、更名等的申报和审核等。

《 人民日报 》

这些学校为何要给教育行政部门官员送钱?教育审批存在哪些“猫腻”和“寻租空间”?教育审批腐败会造成什么危害?半月谈记者进行了调查。

河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江建明表示,河北省完善基本医疗加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“三重”保障制度,并大幅度提高保障水平。例如,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,门诊统筹不设起付线,封顶线提高到每人每年500元。住院报销比例从50%提高到70%,住院报销起付线降低50%,县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合规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由80%—85%提高到90%。建立完善门诊慢性病医疗报销政策,18种慢性病报销比例为75%,封顶线由每年2000元提高到6000元。四种重大慢性病报销比例提高到90%以上,封顶线提高到15万元。提高大病保险报销水平,取消住院医疗费用报销起付线,封顶线提高到每人每年50万元。

翻开袁文的起诉书,34所向其行贿的学校几乎都与招生计划有关,有的学校为了多争取计划,更是长期“打点”。如某学院一名副院长从2007年到2016年间,6次在春节前给袁文送现金、购物卡;某大学一名副校长和一名院长,从2010年到2014年“年年不漏”,5次共送给袁文购物卡4.6万元。

本报北京6月6日电
国家卫计委今天就典型省份健康扶贫工作经验举行专题发布会。国家卫计委启动实施健康扶贫工程“三个一批”行动计划以来,按照大病集中救治一批、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、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要求,精准施策,分类救治,将健康扶贫落实到人、精准到病,取得了明显成效。截至5月底,已经分类救治贫困患者260多万人。

学校设立、升格腐败:为获得“金字招牌”,几十所学校“金钱公关”

记者调查了解到,作为教育腐败窝案中的行贿方,涉案学校存在着强烈的逐利冲动,不惜通过行贿的方式“公关审批”,借行政权力之手获取利益。

“其实很多学校报上来的审批事项,未必是不符合规定。但我可以组织人立即审批,也可以拖放一两年,这就是权力的自由裁量权。”这名官员说,如果将审批事项下放,就意味着权力的“丧失和剥夺”,这个过程会“很痛苦”,改革的最大阻力就在这里。

据了解,向其行贿的中学不乏“名校”,行贿人包括多名校长、“名师”。他们行贿请求“关照”的不仅有通过评审,还有入选后的评优、对规范办学监管的放松,乃至出现问题后的“轻查处”。

在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中,“学校成群结队送钱”的对象不止袁文一人。

长期研究教育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、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认为,教育领域要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,核心就是要简政放权,改变政府包揽过多的状况。

近期在安徽曝出的系列教育贪腐案,揭露了教育行政审批这一“隐蔽的腐败高发区”。据统计,去年以来落马的袁文、安徽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杨德林、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3名官员,向他们行贿的大学、专科高职、中专、中学等各类学校共有近百所,行贿次数达数百次。

安徽省教育厅腐败窝案之所以发生,除了学校公关、个人贪欲,还存在深层次的原因:教育资源的配置管理权力过于集中。

“安徽教育行政审批腐败涉及面之广、行贿受贿次数之多,出乎我们的意料,在职务犯罪领域相对也很突出!”一位办案人员说。

袁文所说的“别有用心的人”,多为安徽一些学校的领导。据检察机关审查,袁文2008年以来的36项受贿事项,有34项来自各类学校,包括11所本科院校,22所大专、高职院校和1所中专学校。

2010年以来,安徽有多所“省级示范高中”因存在违规问题被“摘牌”。其中几所中学为“复牌”,由校长或所在区县教育局局长等向缪富国行贿,也很快“得偿所愿”重获“金字招牌”。

袁文的同事、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原处长缪富国,先后95次收受39所中学校长和6名区县教育局局长的贿赂,在省级示范高中评审、规范办学行为监管、项目审批等方面为其提供“关照”。

据统计,这些学校几年中合计130次给袁文送钱150万余元。而他们的“别有用心”其实并不“特别”,主要是想借助袁文手中的权力,多批招生计划、专科升格成本科或学校更名等。

学校的设立和升格,也成为“审批寻租”的重要方面。据办案机关审查,杨德林和袁文各自收受的最大一笔贿赂,都来自一名叫张明亮的商人,他为了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,向杨德林行贿55万元,向袁文行贿46.5万元、金条10根。

“升本”后的文达信息工程学院,成为文达集团的“现金牛”。2015年,文达集团因负债近20亿元导致旗下多个园林、培训、互联网企业倒闭或停办,文达学院每年的巨额学费成为偿债的筹码。

有落马官员接受采访时说,全省所有省属大中专院校的设立、专业设置、招生计划,乃至一些学校教职工的职称评定、教师的调动,都要经过省教育厅审批;上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的教育经费,都归口到教育厅分配,又集中在某几个处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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