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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芳的母亲文姨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,~35岁青年进行的调查发现

2020年4月8日 - 工程案例

  “我已经醒了,以后只想健健康康,好好工作,过正常人的生活。”阿芳回忆起几个月前的经历,恍如做了一场噩梦。

  近日,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队协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,对青年进行了心理健康专题调查。该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孙宏艳是该项目负责人之一。让她感到担忧的是,对14~35岁青年进行的调查发现,受访青年中近三成具有抑郁风险,近一成有抑郁高风险。

  2017年初,刚经历婚姻和事业双重打击的阿芳,无意间认识了阿玲。在阿玲的步步诱骗下,阿芳坠入了精神控制的深渊:为求“转运”,不断出高价购买“转运物”,陷入“套路贷”无奈变卖房产,最终被软暴力恐吓,损失440多万元。

  通过调研发现,半数多受访者具有焦虑问题,31~35岁的青年群体重度焦虑比例最高,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最高。和2008年的调查相比,青年的抑郁问题有所加重。2008年,青年没有抑郁问题的比例为75.8%,10年后下降了5.3个百分点,而有轻度及中度抑郁风险的比例与2008相比增多了近5个百分点;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也高于2008年。

  今年2月,阿芳的母亲文姨意识到事态已经失控,带着女儿到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金花派出所报案。一条条微信对话记录、一笔笔转账资金流水……案件轮廓逐渐浮出水面。

  调查发现,青年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压力、职业迷茫、学业压力。

  诱饵

  本次调查,选取样本年龄区间在14~35岁之间,包括了男性2739人、女性2824人。学生包括初中生364人,高中生442人,专科生367人,本科生736人,研究生215人,非学生群体3439人。调查范围选取了东北、西北、南部三个地区的代表省份。

  花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购买手环手镯“转运”

  受访青年近三成有抑郁风险,31~35岁者风险高

  2017年9月起,文姨发现女儿变得有点怪。不仅手腕上戴满了珠串一类的手环手链,颈后还有了文身。

  调研发现,超过七成青年无抑郁倾向,有抑郁风险的比例为21.4%,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8.1%。其中男性青年具有抑郁风险的比例更高,男性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9.1%,女性有抑郁高风险的比例为7.2%;而且,男性的抑郁得分也显著高于女性。女性的抑郁平均得分为15.96分,男性为16.53分。

  “我问她那是什么,她只是不耐烦地说‘你别管,这能带来好运’。”文姨说,几年前女儿遭遇情感上的打击离婚了,2016年底又辞职,因而在生活上总是尽量迁就她,不会干涉太多。

  调研组把受访年龄划分为14~18岁、19~22岁、23~30岁和31~35岁几组。

  谁知道,这是噩梦的开端。

  研究发现,14~18岁年龄组有7.7%存在抑郁高风险,19~22岁年龄组有7.4%存在抑郁高风险,23~30岁年龄组有8%存在抑郁高风险,31~35岁年龄组有9.7%存在抑郁高风险。由此可见,31~35岁的青年群体抑郁风险最高。

  2008年,阿芳在康王路认识了当时经营一家服装档口的阿玲。9年后,阿玲重新联系上阿芳并添加了她的微信。

  他们将青年分为中学在读、高等教育在读、在职三种类别进行比较发现,中学在读学生7.7%存在高抑郁风险,高等教育在读学生6.6%存在高抑郁风险,在职青年8.8%存在高抑郁风险。

  “感谢生命中的贵人!以前经营四家服饰店都倒闭,自从相信她,人生就改变了……”“身边的一个真朋友,戴上手镯后立刻就有男同事对她表示好感,两人终成眷属!”每天,阿玲都会在朋友圈发布此类信息,推销自己经营店铺里的“转运物”。

  “由此可见,在职青年存在抑郁高风险的比例显著高于在读学生。”课题负责人孙宏艳说。

  最初,阿芳并没有在意,只是默默关注阿玲发的信息。大约3个月后,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阿芳在阿玲的朋友圈下点赞。

  31~35岁青年和中学生重度焦虑比例更高

  很快,阿玲就和阿芳私聊起来。每天,她和阿芳讲述自己过往的经历,讲述身边朋友和客户购买“转运物”后获得的好运,还让阿芳讲述自己的经历。

  本次调研发现,超过半数受访青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问题。数据显示,有46.4%无焦虑问题,38.8%有轻度焦虑问题,9.9%有中度焦虑问题,4.9%的人有重度焦虑问题。

  “时隔9年我们还能见面,就是缘分!你相信我,我能让你转运。”阿玲信誓旦旦地对阿芳说。

  课题组进行比较发现,31~35岁的青年群体重度焦虑比例最高。

  随后,阿芳成为了阿玲店内常客,时常上香并吐露真心话。从一开始几百元的“香火钱”到花数千元甚至上万元购买手环、手镯等,阿芳的投入越来越大。

  他们对青年存在重度焦虑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,14~18岁年龄组有5.1%,19~22岁年龄组有5.4%,23~30岁年龄组有4.8%,31~35岁年龄组有5.7%。焦虑得分在不同年龄段也存在显著差异,得分最高的为31~35岁年龄组,高于23~30岁年龄组,显著高于14~18岁年龄组和19~22岁年龄组。

  “你要多点供奉,才能灵验!”“你不能怀疑我,否则就会不灵验。”阿玲一边给阿芳洗脑,一边向她推销各式各样的所谓“转运物”。

  按照中学在读、高等教育在读、在职青年群体划分进行比较发现,中学生的焦虑比例更高。重度焦虑的比例,中学在读学生为5.5%,高等教育在读学生为3.9%,在职青年为5.2%。

  阿芳没有工作,用完已有积蓄后,很快断了收入来源。阿玲知道她的情况后,仿佛并不在意,只告诉她“没事,你先欠着,你买的东西我们帮你保管。”

  焦虑的得分在不同身份间也存在显著差异,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在读学生。其中,在职青年的焦虑得分为12.66分,显著高于中学生和高等教育学生。

  阿芳没有多想,很快签下了一张张所谓的“欠款合同”“收货合同”。

  青年面临三大压力源:经济、职业、学业

  入局

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孙宏艳团队调研发现,青年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经济压力、职业迷茫、学业压力。

  买“转运物”欠巨款不惜借高利贷来还债

  其中,中学生主要压力来源是学业压力、人际关系、知识危机;高等学校在读青年的主要压力源是学业压力、经济压力、职业迷茫;在职青年的主要压力来源是经济压力、职业迷茫、住房问题。

  2017年11月,文姨接到女儿的求助,“妈妈借我一些钱,要不我会死得很惨。”

  对职业青年而言,最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。中学生和高校在读青年的最大压力来源是学业压力。

  “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。”文姨告诉记者,在反复逼问下,女儿道出了实情,她欠了阿玲的钱,如果不尽快还,就会遭受厄运。

  近七成青年对生活偏满意,但心理健康素养低于平均水平

  原来,在签下合同后没多久,阿玲就发信息给阿芳,告诉她“拖欠欠款”的后果,“不是危言耸听,朋友身上发生的真事,拖欠会有厄运。”

  孙宏艳指出,青年对生活总体偏于满意,其中10%感到非常满意,34%感到比较满意,25%
感到略微满意。

  于是,阿玲将账单发给了阿芳,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高达10多万。“你的‘欠条数’已经不少了,要想办法兑现哦,拖太久对你的运势不好。”2017年8月,阿玲频频给阿芳发信息,向她施压。

  研究团队对不同身份青年的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发现,中学生对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数占81%,高校学生对生活满意的比例为77%,均高于总样本,在职青年对生活感到满意的比例为62%,与中学生、高校学生相比大幅度下降。而对生活感到“很不满意”的人数比例高达6%。

  阿芳没有收入,只得苦苦哀求,阿玲便向她指出了一条“明路”——贷款。

  本次调查考察了7道心理健康素养题目,将结果与全国调查的正确率比较,每题正确率均低于或等于全国调查的正确率,差异最大的一题比全国调查的正确率低28.9%。

  很快,阿芳向银行贷款20万元,兑现了阿玲的“欠条”,她也从阿玲店内取走了此前订购的“转运物”。

  “这说明青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素养略低于全国水平。”孙宏艳说。

  阿玲觉得,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在自己的掌控中。于是,一次又一次,她用相同的手法诱骗阿芳兑现此前签下的“欠条”。

  调研同时发现,对青年进行不同维度的分组比较发现,女性的健康素养得分高于男性,14~18岁青年的心理健康素养得分高于其他年龄青年,高等学历在读青年得分高于中学生和在职青年,广东省的青年心理健康素养高于陕西省和辽宁省。

  2017年11月,“欠款”达到25万时,阿芳无奈向母亲求助,文姨只得将手头上有的21.5万借给女儿。

  青年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,并对心理辅导的作用持积极态度。调查发现,青年对于运动可有效改善情绪健康、心理健康影响生理健康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较好,这两项知识判断题的回答正确率超过90%。大多数青年对于心理辅导改善心理健康的作用也持积极态度,仅有5%认为“完全没有”作用,8%认为“基本没有”作用。

  “因为得到了庇佑,你才能如此顺利地买到‘转运物’。你放心,只要心诚,一定能够事事顺利。”阿玲如是告诉阿芳。

  课题组注意到,青年对情绪、睡眠健康知识等了解不足,如对“焦虑不安等消极情绪有害无利”这个题目的判断,正确率仅有29.9%。对“晚上容易失眠的人白天应该多补觉”这题的判断,正确率为62.9%。

  阿芳越来越信任阿玲。终于,2017年12月,她在阿玲的介绍下向某高利贷公司借了第一笔高利贷:到手25.5万,日息900元,用来偿还35万元“欠款”。

  研究发现,青年感到自己的减压方式“非常有效”和“比较有效”的超过60%,但也有7%感到“基本无效”,31%仅感到“轻微有效”。青年认为有效的压力调节方法是与他人交流、倾诉内心烦恼,向家人朋友寻求建议,广泛参加各种文体活动;青年感到无效的减压方式是压制自己、不表达出来,休息、暂时把问题抛开,通过抽烟喝酒或吃东西缓解。而选择寻求专业心理辅导的比例非常低,各青年群体分别从1.7%~6.3%不等。

  但高利贷的“雪球”越滚越大,压得阿芳喘不过气。她再次向母亲求助借得21.5万,用于偿还高利贷利息并兑现阿玲的“欠款”。

  孙宏艳认为,这说明青年的心理素养水平普遍不高,减压方式普遍不够专业。但是,研究还得到这样的结论:感到自己的减压方式有效的人,更善于使用专业的心理辅导,他们的抑郁水平也明显更低。可见,减压方式对心理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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